1993年8月，我中专毕业,分配至乡镇计生办工作。与同届几位分配在县城上班的同学相比，我在校的成绩和表现要相对“好看”些，因此，婴儿肥的脸上常显不甘。
接收我的是镇计生办的干事徐瑞萍和主任杨桂英二位领导。报道前就听说她们的工作业绩全县有名，徐干事还是省劳模。简单介绍、安排好办公桌椅后，两位领导让我一起下乡走访一位产妇。盛夏八月的上午，骄阳已火，烈日一曝，浑身难受。一路上，到处是招呼声和问候声，“徐主任又来望哪个啊”、“杨主任，到我家吃西瓜呢”，亲热亲切得很。
乡村小道上左拐右弯，终于到了产妇家里了。我紧忙跑到客厅电风扇前凉快，两位领导却径直走进人家的卧室，抱起娃娃嘘寒问暖。我听明白了，这家二孩又是女孩，公婆思想上有情绪，不肯照顾儿媳，产妇娘家也没有来人贺喜，两位领导是来做公婆思想工作的。看到镇上干部大热天亲自登门，连开导带教育，公婆十分歉意，再三表示一定会待儿媳如女儿一样照顾。
返回办公室时已是正午，脚下的路像吐着火舌的长蛇在扭曲。抬头看看两位领导，仍然匀速蹬着自行车，骑一路谈一路，这个村新结婚几个，有几个是云南贵州的，还达不到生育年龄，那个村的计生工作问题出在妇女主任不负责上，还有哪个村的书记主任明天不重视计生工作，要去见个面等等。听着她们娓娓而谈，想起来时路上的鱼水情，我心中的暑浪逐渐平息，都说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狠辣，群众意见大，没想到两位领导的工作如春风化雨般滋物润田、深得人心。
个把月呆下来，我们就亲如一家了。两位领导都是本乡本土的人，年纪和我母亲相仿，子女也和我一般大，我就以“阿姨”相称。徐阿姨家几代贫农，属于“根正苗红”型的农村女干部。她是个工作狂人，下地劳动、体育运动、家务活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，且治家极严，教子有方。她对生活永远热情似火，对老弱病残照顾有加，为人刚直，表里如一，从不媚上压下，浑身充满正能量。她保持着那个年代基层干部的优良传统：早起下地干活，换衣到办上班，到办安排好一周工作后就推着自行车下乡兜转。物质上她从不讲究，带上一军壶自来水、买两个烧饼就是一顿，谁家硬拉死缠随饭，她也能陪男女主人喝一碗。计划生育工作随时都可能要外出，她一个中年妇女，抵得上青年男同志的精力。我记忆中她做群众工作，从来没有空泛的说教，也没有事先准备的腹稿，对方在田头，她就边替人家干活边拉家常，对方在织毛衣，她就手把手教人家编出新针法，迅速打开谈话局面。她能准确把握各类人群的内心活动，脱口成章，分寸得当，有礼有节。在我心目中，徐阿姨是个极富“个性魅力”的女人。
徐阿姨还有一个特点，嗓门大，说话直截了当。有人劝她婉转一点，不要得罪人，她从不放心上。领导、同事都明了她于心无私，皮袍下榨不出一个“小”字，所以当时的不愉快，并不影响大家对她的诚服，这一点也从她后来高票当选副镇长一事上得到了印证。
  杨桂英阿姨出身富农家庭，人美心善。她和我聊起她年轻时在县中读高中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却无缘高考，更不会被推荐上大学时，仿佛说的是其他人的事情，淡淡地一笑而过，让我对自己分配时的小心胸感到惭愧。她毕业后最大的愿望是能嫁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男人。回乡务农几年后，她凭借一手好字、一手好篮球被同村妇女推荐为妇女委员，又继续靠自学会计选到镇上工作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杨阿姨工作谨慎，对事业对同志忠诚，和徐阿姨在工作上一里一外，互补互衬，一搭档就是二十多年，从没听说她们红过脸。后来徐阿姨当选为副镇长、市计生委领导了，杨阿姨还在计生办配合着其他人工作，一直默默无闻。在家庭中，她是永不知倦的老黄牛，陪着贫下中农出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丈夫，起早贪黑劳作着，从不攀比抱怨。
  由于岗位调整，不久我就离开了计生办。一九九七年，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两位阿姨主动提出做我的入党介绍人。在后来的成长历程中，我没能学得徐阿姨玫瑰般地铿锵绽放，也没能学得杨阿姨苔花般地青春自来，只能尽力葆有她们待人接物的诚恳善意，尽力葆有她们对工作生活的认真坚守。
去年回乡，得知古稀之年的徐瑞萍阿姨不愿守在城里闲散，和老伴回到娘家村，承包了一块荒田，发动起村里老姐妹们，种树、种花、种各种绿植，自己老有所为，又给周围乡邻带来额外收入，干得不亦乐乎；杨桂英阿姨一边带外孙，一边给企业代账，日子也过得称心舒意。我知道，无须祝愿，两位阿姨都会健康幸福的。